自从《史记》以独立的篇章为奉法循理、有功于民的循吏作传后，多部正史延续这一做法，从而形成了推崇循吏的传统。王仁堪是《清史稿·循吏传》中的最后一位循吏，他有什么样的表现，能获得上至朝廷、下至黎民的一致肯定呢？
王仁堪生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，字可庄，福建闽县（今属福州）人。王仁堪少年时师从多人，广收博纳，“文学日进”。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二十二岁的王仁堪考中举人，但此后他三次参加会试，均名落孙山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第三次会试落第后，王仁堪没有灰心丧气，他刻了一方“落第状元”私章，显示对自己才学的极度自信。次年，王仁堪果然蟾宫折桂，成为福建古代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状元。
王仁堪登第后，长期在京为官。当时晚清正值内忧外患之际，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，朝中掀起一股“清议”之风，展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。“清流”的主体成员是学识渊博的官僚，尤以翰林、御史等官为主，王仁堪与翁同龢、盛昱、张謇等人共为“清流”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王仁堪曾奏请慈禧停建颐和园，直言修园劳民伤财，修园费用“虽非地丁之正供，仍是小民之膏血”；曾痛陈神机营偷惰误事，以致酿成太和门火灾，不留情面地指出“禁旅之偷惰，火政之废弛，亦宜严加整饬”。
王仁堪刚正不阿的性格，为他赢得“时论嘉许”的清誉。曾同朝为官的黄体芳在纪念他的诗作中写道：“方严可想登朝色，疏谏曾闻彻殿声”，他的直言是为国家社稷着想，却不免开罪权贵，埋下他日后离京外任的伏笔。
王仁堪曾多次外放学政，看到“人不以读书为重，读书人亦不知自重”的社会怪象，十分痛心。他选贤举能，改善学风，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。
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五月，王仁堪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，选拔人才的数量为各省之最。在这背后是王仁堪勤勉的付出，他曾自述：“自阅卷之日始，未尝四鼓睡也，间闻鸦声，知已曙矣。”此科考生中，有一位年龄最小者，正是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梁启超。王仁堪阅卷后，认为梁启超是奇才，就向正考官李端棻推荐，李端棻亦十分欣赏其才华，梁启超在此科中列第八名，真可谓少年成名。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十一月，四十二岁的王仁堪调任镇江知府。次年三月到任后没几天，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丹阳教案”。当地百姓在天主教堂内发现有死婴尸体七十多具，从而引发民愤，民众焚毁了教堂。洋人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进行威胁。王仁堪协同丹阳知县查文清，亲临现场取证，深入剖析案情，有理有据地逐一驳斥洋人的各种无理诉求，最终和平解决了外事纠纷，达到了保全国体、保护百姓的目的。查文清即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祖父，金庸曾在作品《连城诀》后记中追忆，祖父去世后，丹阳乡民曾派出两名代表不远千里前来吊唁，可证王仁堪和查文清在处理教案这件事上是深得民心的。
王仁堪任镇江知府时，发现丹徒岗陇阡陌，水无来源，容易发生干旱，常常亲自查看沟渠闸坝，更亲身来到地头田间与农民交谈，非常平易近人。时间久了，王仁堪赢得了百姓的信任，视其为友，以至有时都忽略了他地方长官的身份。而王仁堪一旦有令，则“妇孺亦争赴事”。有了这样的民众基础，王仁堪两年间率领百姓开塘二千三百多个，修复大小塘坝九十余座。期间他因劳成疾，却坚持视事不辍。
王仁堪在镇江兴修水利期间，由于申请不到朝廷拨款，又不愿向百姓募捐以防扰民，于是决定自输俸钱。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，不足的就向福建老家的亲友写信求助。镇江当地富商听说后大为感动，纷纷解囊相助，很快就“得钱三万余缗”。王仁堪将所收捐款的收支数目，全部公布于众。在他死后四十年，赈款还有结余。
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镇江蝗灾大作，王仁堪亲自在野外督捕，劳累过度，病至濒危，昏愦时还在念叨着捕蝗办法。蝗灾之后紧接着又遇旱灾。镇江迭经两灾，灾民遍野，王仁堪上书朝廷，“截漕米五万石，赶办急赈，全活饥民二十余万”，百姓无不感激涕零，视其为再生父母。当时镇江有五所具有救济功能的善堂，但在王仁堪到任之前，这些善堂早已处于废弃状态。王仁堪到任后重新制定章程，加强管理，终于使“诸废毕兴，穷民多所全济”。
王仁堪“以实心行实政，视民事如家事”，政声斐然，百姓将他比作汉代循吏龚遂与黄霸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七月，王仁堪调任苏州府知府，到任未两月，即结积案七百余起，使人痛惜的是，到任三个月后，他因病去世。
“古之循吏，所居民富，所去民思”。在王仁堪逝世数十年后，镇江人民对他的眷慕之情依然不减。1922年，为纪念王仁堪“政绩显著，有功地方”，经镇江士绅商议，在金山中泠泉南修建“王公祠”。“先生治迹留京口（镇江古称京口），四十余年故老传”，较之祠庙等纪念性建筑，百姓的口碑更能展示循吏王仁堪在百姓心中的地位。
自从《史记》以独立的篇章为奉法循理、有功于民的循吏作传后，多部正史延续这一做法，从而形成了推崇循吏的传统。王仁堪是《清史稿·循吏传》中的最后一位循吏，他有什么样的表现，能获得上至朝廷、下至黎民的一致肯定呢？
王仁堪生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，字可庄，福建闽县（今属福州）人。王仁堪少年时师从多人，广收博纳，“文学日进”。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二十二岁的王仁堪考中举人，但此后他三次参加会试，均名落孙山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第三次会试落第后，王仁堪没有灰心丧气，他刻了一方“落第状元”私章，显示对自己才学的极度自信。次年，王仁堪果然蟾宫折桂，成为福建古代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状元。
王仁堪登第后，长期在京为官。当时晚清正值内忧外患之际，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，朝中掀起一股“清议”之风，展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。“清流”的主体成员是学识渊博的官僚，尤以翰林、御史等官为主，王仁堪与翁同龢、盛昱、张謇等人共为“清流”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王仁堪曾奏请慈禧停建颐和园，直言修园劳民伤财，修园费用“虽非地丁之正供，仍是小民之膏血”；曾痛陈神机营偷惰误事，以致酿成太和门火灾，不留情面地指出“禁旅之偷惰，火政之废弛，亦宜严加整饬”。
王仁堪刚正不阿的性格，为他赢得“时论嘉许”的清誉。曾同朝为官的黄体芳在纪念他的诗作中写道：“方严可想登朝色，疏谏曾闻彻殿声”，他的直言是为国家社稷着想，却不免开罪权贵，埋下他日后离京外任的伏笔。
王仁堪曾多次外放学政，看到“人不以读书为重，读书人亦不知自重”的社会怪象，十分痛心。他选贤举能，改善学风，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。
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五月，王仁堪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，选拔人才的数量为各省之最。在这背后是王仁堪勤勉的付出，他曾自述：“自阅卷之日始，未尝四鼓睡也，间闻鸦声，知已曙矣。”此科考生中，有一位年龄最小者，正是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梁启超。王仁堪阅卷后，认为梁启超是奇才，就向正考官李端棻推荐，李端棻亦十分欣赏其才华，梁启超在此科中列第八名，真可谓少年成名。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十一月，四十二岁的王仁堪调任镇江知府。次年三月到任后没几天，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丹阳教案”。当地百姓在天主教堂内发现有死婴尸体七十多具，从而引发民愤，民众焚毁了教堂。洋人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进行威胁。王仁堪协同丹阳知县查文清，亲临现场取证，深入剖析案情，有理有据地逐一驳斥洋人的各种无理诉求，最终和平解决了外事纠纷，达到了保全国体、保护百姓的目的。查文清即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祖父，金庸曾在作品《连城诀》后记中追忆，祖父去世后，丹阳乡民曾派出两名代表不远千里前来吊唁，可证王仁堪和查文清在处理教案这件事上是深得民心的。
王仁堪任镇江知府时，发现丹徒岗陇阡陌，水无来源，容易发生干旱，常常亲自查看沟渠闸坝，更亲身来到地头田间与农民交谈，非常平易近人。时间久了，王仁堪赢得了百姓的信任，视其为友，以至有时都忽略了他地方长官的身份。而王仁堪一旦有令，则“妇孺亦争赴事”。有了这样的民众基础，王仁堪两年间率领百姓开塘二千三百多个，修复大小塘坝九十余座。期间他因劳成疾，却坚持视事不辍。
王仁堪在镇江兴修水利期间，由于申请不到朝廷拨款，又不愿向百姓募捐以防扰民，于是决定自输俸钱。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，不足的就向福建老家的亲友写信求助。镇江当地富商听说后大为感动，纷纷解囊相助，很快就“得钱三万余缗”。王仁堪将所收捐款的收支数目，全部公布于众。在他死后四十年，赈款还有结余。
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镇江蝗灾大作，王仁堪亲自在野外督捕，劳累过度，病至濒危，昏愦时还在念叨着捕蝗办法。蝗灾之后紧接着又遇旱灾。镇江迭经两灾，灾民遍野，王仁堪上书朝廷，“截漕米五万石，赶办急赈，全活饥民二十余万”，百姓无不感激涕零，视其为再生父母。当时镇江有五所具有救济功能的善堂，但在王仁堪到任之前，这些善堂早已处于废弃状态。王仁堪到任后重新制定章程，加强管理，终于使“诸废毕兴，穷民多所全济”。
王仁堪“以实心行实政，视民事如家事”，政声斐然，百姓将他比作汉代循吏龚遂与黄霸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七月，王仁堪调任苏州府知府，到任未两月，即结积案七百余起，使人痛惜的是，到任三个月后，他因病去世。
“古之循吏，所居民富，所去民思”。在王仁堪逝世数十年后，镇江人民对他的眷慕之情依然不减。1922年，为纪念王仁堪“政绩显著，有功地方”，经镇江士绅商议，在金山中泠泉南修建“王公祠”。“先生治迹留京口（镇江古称京口），四十余年故老传”，较之祠庙等纪念性建筑，百姓的口碑更能展示循吏王仁堪在百姓心中的地位。(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）